1950年，刚从马德里大学毕业的西班牙年轻人胡安•林茨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跨越大西洋的经历似乎成了欧洲学者的独特优势，在此岸思考彼岸总是那样清晰、深刻。在政治学领域，列奥•斯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将古典主义和德意志思维传统结合，对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而林茨则根据母国西班牙以及十余个国家的经历，对民主化这一战后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进行了详实的解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便代表了林茨和他的同事阿尔弗莱德•斯泰潘长期研究民主化问题的顶峰，也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
发端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它强调比较视角下的经验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它要求精确的数据、科学的调查和严谨的推导过程，也要求研究者深厚的外语功底。数十年来，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等比较政治学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学的代言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军官激起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次席卷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和东亚的浪潮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民主研究从唐斯的纯学理分析走向具体的政策实践。林茨、斯泰潘、塞缪尔•亨廷顿、亚当•普沃斯基、拉里•戴蒙德便是后者的代表。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俨然是一部民主化的国别史，它涉及了第三波民主化中除东亚国家（地区）之外的大部分国家。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作者将民主化分解为“转型”与“巩固”两阶段。因为如果民主转型的成果沦为非民主政体，那么不仅民主的合法性会大打折扣，反民主势力也会从非民主政体复辟中获得巨大收益。而本书作者这样为自己的研究定调，“分析后威权时代民主政体得以巩固的机制”，以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因此严格来讲，“重在参与”这种不负责的精神完全不适合民主化的过程。这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像那些出于国民福祉而推进民主化的精英致敬。
“威权”最早由台湾学者译自英文authoritarian一词。这是一个兼具包容性与宽容性的概念，它摆脱了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冷战思维，以泛指各种非民主政体。同新制度主义回归国家学说类似，民主化研究向政体的回归也表明了古典主义某种程度的复兴。林茨和斯泰潘的研究起点就始于与政体的类型学（typology）分析。在民主的对立面，他们区分了威权主义、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和苏丹制四种政体类型。自英国开始，“旧瓶装新酒”一直是许多民主转型国家的共性，也是罗伯特•达尔等学者从学理上一直赞赏的转型方式。即使将“旧瓶”摔碎，它的碎片也会四处散落，继续对新兴的民主政体起着牵制或推进作用。更何况，转型之后的民主巩固还面临着构建“公民社会的自主性”、“政治社会的自主性”、“宪政与法治”、“官僚机构的职业规范与自主性”以及“市场自主性和产权多样性”等艰巨任务。身为负责任的政治科学家，林茨和斯泰潘将民主的 态度视为衡量民主转型是否成功、民主政体是否巩固的重要指标。对此，想必在不同类型政体中有过生活经历的林茨有着切身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了“后共产主义欧洲”（既东欧和前苏联东部）的民主转型，作者称之为“最复杂的转型路径和任务”。的确，与南欧和南美相比，后共产主义欧洲交互渗透着历史、民族、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仅仅其中的一项就会令民主化的设计师倍感棘手。况且，作为冷战的一方和“社会主义阵营”内耗的始作俑者，“苏联不仅是一种体制，也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中心，而且还是一种主要的乌托邦思想的源头”。波兰的率先行动引起了东欧各国多米诺式的共鸣，当瓦文萨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特别是齐奥赛斯库叛逃未果而被绞刑后，人们不紧感慨，东欧的链条到处都是最薄弱的环节。但是，与东欧地区相比，前苏联诸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之路却异常艰辛。在小国，独立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国家性”问题，然而一旦苏联时代的悲情记忆触动起语言、文化认同等敏感的神经，“非我族类”的极端行为将会对民主化进程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开启民主化后选择放弃或减缓进程，都会面对道义和合法性上的巨大压力，因此，在序列与质量之间保持平衡始终是民主化进程不可忽视的问题。
多样化是民主转型与巩固最显著的特征，否则，“比较”的价值就会荡然无存。多样化不仅为生活在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希望和期待，也让秉持“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左派们闭上了嘴，虽然无知的他们仍将这种多样化意义下的“比较”视为“干涉别国内政”。同时对超过15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进行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两位作者缜密的分析背后，我们仍能体会到各国或风起云涌，或波澜不惊，或动人心弦的民主化历程。苏亚雷斯的热情、梅内姆的强硬、瓦文萨的激荡、齐奥赛斯库的残暴跃然纸上。在这样的研究中，多元化的相对主义至关重要。历史传统、先前政体类型、国际环境等的不同造就了多种民主转型的路径，并对后来的民主巩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对各国而言，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道路可谓“没有更好，只有最好”。但更重要的是，多样化也隐含着以下道理：一国民主化的失败绝对不应成为他国拒绝甚至攻击民主化的理由。
2009年11月1日星期日
为什么不是内贾德
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奥斯特罗姆教授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前，她于1996—1997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也是印第安纳大学历史上首位女性政治学系主任。她的著作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近10年就被余迅达先生译成中文（书名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说来也巧，2006年夏天，我望着Governing for Prosperity发呆时，突然想到了前著，便将这本书的书名译为“繁荣的治理之道”，所幸的是，读罢全书后，在想不出其他更好译名的情况下，发现这个译名还勉强贴切。
奥斯特罗姆教授在Governing the Commons的开篇便借用三位学者的经典观点，提到了解决common-poor resources（我理解为“公共贫瘠资源”）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
Therein is the tragedy. Each man is locked into a system that compels him to increase his herd without limit---in a world that is limited. Ruin is the destination toward which all men rush, each pursuing his own best interest in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第二种是Campbell在1985年提出的
Quite simply, these paradoxes cast in doubt our understanding of rationality and, in the case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suggest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rational creature to cooperate. Thus, they bear directly on fundamental issues in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reate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t is the scope of these consequences that explains why these paradoxes have drawn too much attention and why they command a central place i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最后一种是Olson在1965年提出的
The idea that groups tend to act in support of their group is supposed to follow logically from this widely accepted premise of rational,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if the members of some group have a common interest or object, and if they would all be better off if that objective were achieved, it has been thought to follow logically that the individuals in that group would, if they were rational and self-interested, act to achieve that objective.
在现代社会，个人在“被代表”之后，组成了形形色色的团体，由此构成了集团政治学（中国学者的说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关心的就是这些集团的以选择为代表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要感谢经济学，经济学为政治学带来了科学的方法，从而使“政治科学”四个字更加名副其实。因此，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和政治学的分支学科相糅合而成的交叉学科，而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它使用经济学的方法 ——自利的个体在约束下最求利益最大化和策略行为——来解释政治过程的起源于维持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比如，在唐思（Downs）看来，选民就是消费者，政党就是商家，意识形态就是广告。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消费者）以获取议席（利润），政党（商家）使出浑身解数创新意识形态（新广告）。这样，各政党（商家）的意识形态（广告）会逐渐趋同，最终在理论上完全一致。这时，选民（消费者）便失去了对政党（商家）的兴趣，随意投票和政治冷漠便会出现。同样是政治冷漠，奥尔森（Olson）认为，在大集团中，由于很多人等着“被分配”，个体会发现其为集团所作的贡献无法换来等量的收益，因为“由理性个体组成的大集团，就不会为集体利益行事”，这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然而，社会团体过多，在通常情况下又会导致国家衰落。相反，帕特南（Putnam）认为，活跃的社会团体会产生一种叫做“社会资本”的东西，使社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非政治经济学范畴）。
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结论源于不同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学因此深受启发，但前提是，政治学必须对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深信不疑，比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还要坚定不移。也是由于经济学的介入，政治学焕发了古典的活力，它更加公共化，解释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
我不懂经济学，那是因为高国升博士当时没能改变我的选择，这是他的罪恶。但是对于女政治学家，我会说上几句。至少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女性的力量已强大到了空前的地步：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牛津大学的许慧文（Vivien Shue）、加州大学的谢淑丽（Susan Shirk）早已是鼎鼎大名，她们思路细致，方法细腻，改变了政治学在很多人心中“傻”、“大”、“黑”的恶劣形象。奥斯特罗姆教授很幸运，她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政治学家。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理解，为什么政治学家能获得为经济学家准备的奖项。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奥巴马能得到为和平人士准备的奖项，而那位名盟友般的和平者却拿不到奖——他的中文译名是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奥斯特罗姆教授在Governing the Commons的开篇便借用三位学者的经典观点，提到了解决common-poor resources（我理解为“公共贫瘠资源”）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
Therein is the tragedy. Each man is locked into a system that compels him to increase his herd without limit---in a world that is limited. Ruin is the destination toward which all men rush, each pursuing his own best interest in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第二种是Campbell在1985年提出的
Quite simply, these paradoxes cast in doubt our understanding of rationality and, in the case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suggest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rational creature to cooperate. Thus, they bear directly on fundamental issues in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reate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t is the scope of these consequences that explains why these paradoxes have drawn too much attention and why they command a central place i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最后一种是Olson在1965年提出的
The idea that groups tend to act in support of their group is supposed to follow logically from this widely accepted premise of rational,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if the members of some group have a common interest or object, and if they would all be better off if that objective were achieved, it has been thought to follow logically that the individuals in that group would, if they were rational and self-interested, act to achieve that objective.
在现代社会，个人在“被代表”之后，组成了形形色色的团体，由此构成了集团政治学（中国学者的说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关心的就是这些集团的以选择为代表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要感谢经济学，经济学为政治学带来了科学的方法，从而使“政治科学”四个字更加名副其实。因此，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和政治学的分支学科相糅合而成的交叉学科，而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它使用经济学的方法 ——自利的个体在约束下最求利益最大化和策略行为——来解释政治过程的起源于维持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比如，在唐思（Downs）看来，选民就是消费者，政党就是商家，意识形态就是广告。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消费者）以获取议席（利润），政党（商家）使出浑身解数创新意识形态（新广告）。这样，各政党（商家）的意识形态（广告）会逐渐趋同，最终在理论上完全一致。这时，选民（消费者）便失去了对政党（商家）的兴趣，随意投票和政治冷漠便会出现。同样是政治冷漠，奥尔森（Olson）认为，在大集团中，由于很多人等着“被分配”，个体会发现其为集团所作的贡献无法换来等量的收益，因为“由理性个体组成的大集团，就不会为集体利益行事”，这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然而，社会团体过多，在通常情况下又会导致国家衰落。相反，帕特南（Putnam）认为，活跃的社会团体会产生一种叫做“社会资本”的东西，使社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非政治经济学范畴）。
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结论源于不同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学因此深受启发，但前提是，政治学必须对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深信不疑，比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还要坚定不移。也是由于经济学的介入，政治学焕发了古典的活力，它更加公共化，解释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
我不懂经济学，那是因为高国升博士当时没能改变我的选择，这是他的罪恶。但是对于女政治学家，我会说上几句。至少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女性的力量已强大到了空前的地步：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牛津大学的许慧文（Vivien Shue）、加州大学的谢淑丽（Susan Shirk）早已是鼎鼎大名，她们思路细致，方法细腻，改变了政治学在很多人心中“傻”、“大”、“黑”的恶劣形象。奥斯特罗姆教授很幸运，她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政治学家。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理解，为什么政治学家能获得为经济学家准备的奖项。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奥巴马能得到为和平人士准备的奖项，而那位名盟友般的和平者却拿不到奖——他的中文译名是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泡
去年，本人曾写过一篇娱乐化的短文。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娱乐不仅刷掉了政治严肃的面孔，促进了世俗化进程，也拉近了政治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增强了政治的吸引力。在民主国家，娱乐终于成为了公共权力运行的限制性条件之一，尽管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无聊、无奈与无语。
娱乐的功效在于使人放松疲惫的思维和行为，但技术的加入使娱乐变了味，反而成了压抑和荒唐的源头。《我们》中的流水线就是如此。在这样一个“被”字流行的时代，技术的降临早就了严格意义的娱乐主体和客体。“被娱乐”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按照他人指定的方式娱乐，进一步地，二是指通过这种娱乐方式成为了他人娱乐的对象，东北话叫“泡”。
60年前，毛在赶走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司徒雷登之后说：“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环顾当今娱乐圈，适用此言的娱乐要素为数不少，但最为典型的当属红的发绿的电影The Collapse of A Democracy。近看了介绍，我就感觉此片比阿伦特的《论革命》还要难看（难是指不易，并非指磕碜），所以至今未看，若以后看了，也是为了克服失眠。群星荟萃的The Collapse of A Democracy真可谓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上映未满月就创造了价值数亿的票房。“XX出钱，XX出人，替XX XX对待XX。”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完形填空。令人称奇的是，不管是娱乐者还是被娱乐者，都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道德感看待自己的角色，国籍、性别、资历…… 任何界限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时下热门的“某国模式”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以此位榜样，推出诸如《上帝与凯撒》、《光荣革命》、《新英格兰》、《雅各宾派是法兰西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等佳片。
娱乐的功效在于使人放松疲惫的思维和行为，但技术的加入使娱乐变了味，反而成了压抑和荒唐的源头。《我们》中的流水线就是如此。在这样一个“被”字流行的时代，技术的降临早就了严格意义的娱乐主体和客体。“被娱乐”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按照他人指定的方式娱乐，进一步地，二是指通过这种娱乐方式成为了他人娱乐的对象，东北话叫“泡”。
60年前，毛在赶走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司徒雷登之后说：“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环顾当今娱乐圈，适用此言的娱乐要素为数不少，但最为典型的当属红的发绿的电影The Collapse of A Democracy。近看了介绍，我就感觉此片比阿伦特的《论革命》还要难看（难是指不易，并非指磕碜），所以至今未看，若以后看了，也是为了克服失眠。群星荟萃的The Collapse of A Democracy真可谓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上映未满月就创造了价值数亿的票房。“XX出钱，XX出人，替XX XX对待XX。”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完形填空。令人称奇的是，不管是娱乐者还是被娱乐者，都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道德感看待自己的角色，国籍、性别、资历…… 任何界限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时下热门的“某国模式”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以此位榜样，推出诸如《上帝与凯撒》、《光荣革命》、《新英格兰》、《雅各宾派是法兰西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等佳片。
“立正，干爹到！”
“富二代”培训计划将江苏省委组织部推上了舆论的浪尖。作为首批学习实践SDC（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科学发展观）的单位，昨天，该部某负责人通过60余年前还在呼唤美式民主的《新华日报》回答了社会的质疑。
组织部“多管闲事”?不，这其实是党建工作一部分。
这位负责人说：“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国企改制形成的，企业家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的下一代，以及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学历高，头脑聪明，但对党的了解和情感，与他们父辈相比，需要进一步强化。我们与统战部、国资委和团省委等合作，希望通过这个培养计划，把民企的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培养经历还会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
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江苏的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党创造的，因此，企业家一致认为下面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企业和企业生而平等，党赋予它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财富的权利。为了世代保障这些权利，他们必须接受培训。”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感情的运转中的火花是民主社会中选民博弈无法形成的。在政治学中，感情的科学说法是合法性。从温暖的伦理词汇到严肃的科学词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扩大执政基础”（maintenance of regime survival）使合法性天枰转向了寡头。换句话说，在民主社会，这些人的投票偏好最不易受舆论左右，是铁杆“深红”。这可以回答一些网民提出的“为何不培训‘穷’二代”的问题。效用！老子是理性的。
只学经济学课程?不，更重要的是学“做人”。
作为党组织开展的人才培养计划，自然也不同于普通的经济学课程班，“党校培养这块重点让人才了解党的历史、政策、优良传统等党建知识，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增强政治意识;基地培训，则偏重于经济学理论和企业管理等”。
不仅要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导师吴仁宝是今年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的候选人之一，通过言传身教，老人敬业奉献的道德风范也将会对徒弟产生深远的影响。培养计划还酝酿通过“寻根之旅”的活动，让新苏商重走徽商、晋商、浙商的艰难历程，体验艰苦创业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严格自律的精神。“重走长征路这样的活动也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在共产主义世界，人是脆弱的，他们缺心眼儿，不懂得怎样做人，所以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人。于是，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总要有少数人来完成非生理的造人活动。作为让“富二代”意识到自己是人的组织化强制力量，它必须得到“富二代”的效忠。因为 在唯物主义者那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富二代”在成为人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并驾驭自己掌握的“社会关系总和”，在培训班中模拟召开省人大、省政协会议，该连横时合纵，该合纵时连横，永葆实事求是的本质。
虽然“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总有别有用心的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破坏。他们占领高炉，打死新任厂长；他们非法扣押国资委主任长达三天三夜，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重走长征路”时，有必要雇佣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实战演习，亲身体验红军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压力相当重要。最后，可以在“全国道德模范”吴仁宝的带领下在黑（砖）窑洞前毁成一排，高呼：“立正，干爹到！”
组织部“多管闲事”?不，这其实是党建工作一部分。
这位负责人说：“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国企改制形成的，企业家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的下一代，以及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学历高，头脑聪明，但对党的了解和情感，与他们父辈相比，需要进一步强化。我们与统战部、国资委和团省委等合作，希望通过这个培养计划，把民企的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培养经历还会作为新一代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的重要条件。”
我们从中可以知道，江苏的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党创造的，因此，企业家一致认为下面这一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企业和企业生而平等，党赋予它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财富的权利。为了世代保障这些权利，他们必须接受培训。”感情是需要培养的，感情的运转中的火花是民主社会中选民博弈无法形成的。在政治学中，感情的科学说法是合法性。从温暖的伦理词汇到严肃的科学词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扩大执政基础”（maintenance of regime survival）使合法性天枰转向了寡头。换句话说，在民主社会，这些人的投票偏好最不易受舆论左右，是铁杆“深红”。这可以回答一些网民提出的“为何不培训‘穷’二代”的问题。效用！老子是理性的。
只学经济学课程?不，更重要的是学“做人”。
作为党组织开展的人才培养计划，自然也不同于普通的经济学课程班，“党校培养这块重点让人才了解党的历史、政策、优良传统等党建知识，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增强政治意识;基地培训，则偏重于经济学理论和企业管理等”。
不仅要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比如导师吴仁宝是今年全国道德 模范评选的候选人之一，通过言传身教，老人敬业奉献的道德风范也将会对徒弟产生深远的影响。培养计划还酝酿通过“寻根之旅”的活动，让新苏商重走徽商、晋商、浙商的艰难历程，体验艰苦创业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严格自律的精神。“重走长征路这样的活动也在我们的考虑之中。”
在共产主义世界，人是脆弱的，他们缺心眼儿，不懂得怎样做人，所以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人。于是，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作，总要有少数人来完成非生理的造人活动。作为让“富二代”意识到自己是人的组织化强制力量，它必须得到“富二代”的效忠。因为 在唯物主义者那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富二代”在成为人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认清并驾驭自己掌握的“社会关系总和”，在培训班中模拟召开省人大、省政协会议，该连横时合纵，该合纵时连横，永葆实事求是的本质。
虽然“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总有别有用心的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进行破坏。他们占领高炉，打死新任厂长；他们非法扣押国资委主任长达三天三夜，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重走长征路”时，有必要雇佣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实战演习，亲身体验红军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压力相当重要。最后，可以在“全国道德模范”吴仁宝的带领下在黑（砖）窑洞前毁成一排，高呼：“立正，干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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