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蜗居》为背景和事例来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以寻找伴侣为归宿的异性交往过程的实质（以下简称“异性交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逻辑解释力，就在于它严密的论证体系。我试图建立起这样一种描述性分析框架，对一些具有共性的异性交往行为做出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最后的结论只在是通过前面的一系列前提、假设列并经《蜗居》的事例检验才成立的，因此无法做出普遍性的解释和预测。但是，将我的结论与前提、假设割裂并以道德、伦理为论据提出质疑是绝对不科学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以下是系列短文的第一篇，提出总体的分析框架。

理性的决策者是我进行分析的最基本单元，理性决策是指理智正常的、掌握一定资源的成年男性和女性以自身资源换取对方资源而寻找伴侣（包括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同性伴侣不属于本文分析范围）的行为。可见，异性交往过程的实质是资源交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源配置（即竞争）在同性之间展开，结果在异性之间产生。

我所指的资源包括未经人工整容的外貌等个体与生俱来的禀赋，也包括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事业背景等带有社会属性的内容。

1. 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是指男女决策者愿意为获得对方的资源而交易自己的资源。希望无偿占有对方资源的个体是非理性的，希望献出自身资源但无意占有对方资源的个体是极端非理性的。对于交易过程中的情感、道德等因素，本文视为交易的副产品，这类因素无法左右交易的过程，否则交易双方中的至少一方就是非理性的。由于个体掌握的资源不同，实现目标的手段因人而异。

2. 交易的类型

当男女双方视对方的资源为自我所必须且主动以自身资源加以交易时，交易是均衡的。

例如，门当户对是均衡交易。

当只有一方视对方的资源为自我所必须且主动以自身资源加以交易时，交易时非均衡的。

例如，灰姑娘、倒插门是非均衡交易。

两种交易的竞争结果往往是均衡交易压倒非均衡交易。但由于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下所掌握的资源是不同的，因此寻找伴侣的过程伴随着他（她）的一生，即伴侣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均衡是暂时的，非均衡是长久的。这也是判断理性与否的一个标准。

由于均衡交易是短暂的，“一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在我的框架内是非理性的；

同理，由于非均衡交易是长久的，“一辈子只喜欢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在我的框架内是理性的。

3. 理性个体的偏好在异性交往过程中符合以下特征（受交易类型的影响，这些特征是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

A 当他（她）面对一系列选择方案时，他（她）总能做出至少一个选择。

例如，在一段时期内，海藻选择宋思明而非小贝。

B 他（她）根据自己的计算对方案进行排序。

例如，在一段时期内，海藻认为别墅比奋斗更适合自己。

C 他（她）的偏好顺序是可以传递的。

例如，在一段时期内，宋思明优于宋公明，宋公明优于小贝，所以宋思明优于小贝。

D 他（她）往往会选择偏好排序中位置最高的方案（至少一个）。

4. 由于交易的均衡和非均衡性，异性交往伴随着同性群体的竞争和共赢，具体情况分别为：

A对于具有相同或类似资源的同性群体，异性交往的过程原则上依照“丛林法则”，它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结果是“适者生存”。在这一情况下，交易的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假设宋公明坐拥水泊梁山，宋思明拥有世贸滨江花园江景房一套，经理性计算，二者在海藻的偏好中同处最高位置，但海藻只希望与一人进行交易，在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根据宋公明与宋思明的竞争，她的决策将充满偶然性。

B对于资源相差悬殊的同性群体，异性交往的过程原则上依照“看不见的手”，即交易的总体结果符合不同群体的最大利益（相互占有，即均衡交易）。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对我们的一日三餐，并不是依靠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依靠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我们并不诉诸他们的人道，而是诉诸他们的自爱；我们决不对他们谈论我们的必须，而是谈论他们的利益。”（Adam Smith, 1937:14）这也是著名的“自私公理”。在这一情况下，寻找的过程带有很大的必然性，这正是本文的分析核心。例如“爱我请放开我”、“离开我吧，还有更适合你的”等话语就是在这类交易的背景下表露的。

对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异性之间的感情，它只是交易的副产品，私人占有资源才是异性交往的目的。人类的很多行为都体现了类似的特征。约瑟夫•熊彼特富有创见地说：“例如，为什么存在着像经济活动这样的原因当然是人们需要吃饭、穿衣等，提供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便是生产的社会目的或意义。然而，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论点对一个有关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活动的理论是一个最不现实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从关于利润的理论出发，我们就将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出发点。”（Joseph A. Schumpeter, 1950:28）

假设宋思明拥有世贸滨江花园江景房一套，租房的小贝以10年后在崇明岛拥有不动产为目标，经理性计算，宋思明在海藻的偏好序列中地位最高，小贝在序列位置偏低，她会选择前者。海藻的这一决策同时替宋思明考虑了小贝的利益，10年后，已实现自己目标的小贝与视崇明岛房产为序列最高位置且与其他资源与10年前的海藻大体相似的异性进行了交易。

前面，我界定了以寻找伴侣为目的的异性交易参与者的“理性”含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交易类型——均衡交易和非均衡交易。以下，我将转向交易的基本逻辑。

首先，我假设非自由地区地区（含港澳和关外）存在两个集合，一个集合以男性为元素，另一个集合以女性为元素，且所有的元素都是理性的。由于两个集合结合的目的是寻找伴侣，而其途径是交易自身资源，我称这一资源为函数。由此，两个集合，即两种性别形成了函数关系。在这里，我以男性为自变量，以女性为因变量。我这样设定的理由是：

1. 广泛为人接受的说法是，在青壮年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约3000万。

2. 根据传统，男性在交易过程（即婚姻）中通常承担者更大的成本（即“责任”）。

例如，“没房没车就是不嫁”。

请注意，后一个理由直接引出后文的假设。

基于这样的假设，有人会认为，女性在交易过程中的难处在于选择（election），男性在交易过程中的难度在于速度（rapid strike）。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考虑到本文的案例来源于《蜗居》，同时参照前文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界定，我认为女性的选择难度更大。理由是：

1. 对于理性的男性而言，女性年龄的边际效用递减；对于理性的女性而言，情况相反，且她们面对的竞争者逐渐增多。

例如，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豆腐渣。

又如，宋思明妻子所言：“女人活到我这个岁数，早该明白了男人都是一个样。年轻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时就需要强心针，到老了就要扶着拐棍。我活该自己做了垫脚石。”

2. 对于理性的女性而言，同时掌握权力与财富且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她们需求的男性的数量并不多。

例如，孙淳告之小贝：“哪个女孩不想有个芭比娃娃？哪个姑娘不想拥有一只口红？哪个妇女不想占有一套房子和一个男人？”

3. 不论其理性达到何种程度，女性对男性候选人总是抱有疑心。

例如，“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又如，“你会爱我一辈子吗”。

再如，宋思明对郭海藻所言：“女人对红杏出墙的向往，就像每个男人渴望拥有一个处女，是无法抑制的念头。”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观点，两种交易的竞争结果往往是均衡交易压倒非均衡交易。但由于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下所掌握的资源是不同的，因此寻找伴侣的过程伴随着他（她）的一生，即伴侣不是固定不变的。

综合这一观点与女性对男性候选人抱有戒心的判断，我将产生这种戒心称为不确定性。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模型，

U表示一个女性F从某一时期内的男性伴侣（丈夫或男友）获得的实际或假设效用；

A表示现丈夫（男友），即t时期的丈夫（男友）；

B表示追求者（未来的男友或丈夫，虽然也可能是C、D或其他人，但出于分析的方便，这里假设为是B）；

Ua表示F在某一时期内得到的效用，它是由该时期的丈夫（男友）A提供的；

Ua+1表示F在未来某一刻得到的效用，它是由当前已为她提供Ua单位效用的丈夫（男友）A承诺提供给她的；

Ub表示F在某一时期内得到的效用，它是由该时期的追求者B提供的；

Ub+1表示F在未来某一刻得到的效用，它是由当前已为她提供Ub单位效用的追求者（未来的男友或丈夫）B承诺提供给她的。

考虑到自身年龄的边际效用递减，理性的女性会在Ua和Ub+1之间进行比较，即在现丈夫（男友）当前提供的效益和追求者（未来的男友或丈夫）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做是因为：

1.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管是对已熟知的男性还是对于尚未熟知的男性。

2. 由于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使得时间日益重要，尽量减少决策中的未来不确定性能够降低决策的成本。

例如，郭海藻通过对宋思明和小贝的比较，最终选择了宋思明。在这里，小贝的不确定性与宋思明确定性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促成交易的动力。对于时值妙龄、天生丽质的郭海藻来说，宋思明拥有的权力与财富提供的效用正是她偏好的峰值，而徒有梦想与青春的小贝却完全相反。虽然小贝的承诺能够短时间内征服以郭海藻为代表的理性女性，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按照这一逻辑，10年后小贝的伴侣也会有同样的想法。经验研究表明，“相见恨早”和“相见恨晚”的概率是大体相当的。对此，宋思明的妻子有深刻的认识，她说：

“男人一旦有了选择有了条件，一定会疯狂反扑，弥补他们缺失的那段。你想啊人家最青涩，最萧条的时光正是荷尔蒙最强的时候，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没有，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要权没权，能守住一个就不错了。可现在就像撒了欢的小狗，关了半辈子的猛兽，一旦有了选择有了条件，干嘛不成就青春时候的梦想呢。”

她的话同样解释了我将男性作为自变量、将女性作为因变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说明非均衡交易通常会向均衡交易过渡。

不确定性阻碍着女性对连接Ua与Ub+1符号方向的判断，我认为，减少不确定至少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以称为“体验”，它需要体验者的胆量和被体验者的坦荡。但体验者一旦遭遇骗子（如以骗财、偏色为目的），就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根据前文的定义，在我的模型中，骗子是非理性的。郭海藻是幸运的，她“思想解放”，所以她在与宋思明交往不久后便对郭海平说：“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挺刺激的。”作为回报，宋思明说：“爱一个人，就让她给你生个孩子，然后用我们两个的鲜血，浇灌这一朵花朵，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第二种方法代表着一种传统，它是各种形式的说媒（lobbying）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说媒的本质就是最大程度地消除不确定性，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它决定着选择的结果，也使得竞争朝着“不公平”的方向倾斜。就一般意义而言，说媒者（lobbyists）应秉持中立、客观的原则对双方加以说服。但在我的模型中，理性的说媒者应受聘于交易一方（只有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说媒者才能同时受聘于最终达成交易的双方，但随着交易的进行，双方很快会解聘说媒者，因为他们是理性的），代表一方的利益，真实而公正地进行利益表达与反馈。

以上分析的背景是非均衡交易，因为这更需要消除不确定性的影响。至于均衡交易，我认为交易过程必然遵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以及投票行为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趋同”。后者大致是指，理性的政党为争取多数（更多）选民的支持，往往会根据他们的偏好制定竞选纲领。如果两个政党同时这样行动，它们之间的差异将逐渐缩小。回到本文分析的对象，男性交易者为了赢得女性，都会趋向以同一模式包装自己或参照他人来塑造未来的自我。

例如，小贝在失去郭海藻后深受打击，决定参加江州（意味江氏的土地，至于江氏为何人，已超出了本文的分析范围）公务员录用考试。同时，他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朋友小鱼、小虾、小癞蛤蟆等人，他们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这一事物，严格上称为“择偶标准”，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函数。“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这一使用率颇高的疑问句所涉及的正是这一事物。

择偶标准是怎样形成的，谁能改变它？这是下一部分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