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奥塞斯库小传

2009年12月25日是罗马尼亚前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决20周年。齐奥塞斯库是冷战和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人物，他长达30年尤其是最后10年的统治为政体类型中增加了新内容——苏丹式政权；他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是当时世界上最黑暗的国家，普通人在街上与熟人交谈也会遭到秘密警察的威胁。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本文标题为译者所加，鉴于中文版维基百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条目内容不堪入目，本文译自英文版维基百科“Nicolae Ceauşescu”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lae_ Ceauşescu），翻译过程中去掉了原文小标题。受篇幅限制，分两次上传。为符合显示要求，部分词汇以汉语拼音替代。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1918年1月26日生，1989年12月25日被处以极性。他于1965—1989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7年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74—1989年任罗马尼亚总统。

在任期的前10年，他以对西方和美国友好著称，这与冷战期间其他华沙条约签署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前任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通过巧言诱骗使苏联于1958年从罗马尼亚撤军，齐奥塞斯库也一直坚守着罗马尼亚没有苏联驻军的传统。

齐奥塞斯库在任期的第二个10年不断加剧并扭曲对个人统治的狂热膜拜。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吹捧民族主义，恶化与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89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他的政府被推翻，他和他的夫人被私设的法庭处以极刑，且审判和处决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

齐奥塞斯库生于奥尔特县一个叫斯科尔尼切什蒂的村庄，他是农民的后代。11岁那年，齐奥塞斯库来到布加勒斯特，进入工厂工作。1932年，他加入了当时还是非法组织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年就因煽动游行而首次被捕入狱。1934年，他第二次被捕，这次是由于发动为保护铁路工人免于审判的签名情愿，不久后又因类似的行为再次被捕。这些经历在他的政治生命中贴上了“危险的共产煽动家”、“活跃的共产主义传播者”和“反法西斯主义宣传家”等标签。此后，他转入地下。 1936年，他再次被捕，并以“反法西斯活跃分子”的罪名被判在多夫塔纳监狱服刑两年。

1940年出狱后，他结识了埃莱娜•彼得雷斯库（Elena Petrescu）（两人于1946年结婚），后者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40年，齐奥塞斯库再次被捕入狱。1943年，他被转移到特尔古久集中营，与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关押在一间牢房，并成为了后者的门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马尼亚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齐奥塞斯库在当时担任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1944—1945年）。

1947年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掌权后，齐奥塞斯库担任农业部长，后来担任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在1952年清洗掉以安纳•伯克尔（Ana Pauker）为首的亲莫斯科派数月后，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将齐奥塞斯库拉到了中央委员会。1954年，齐奥塞斯库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最终爬上了共产主义权力序列的第二把交椅。
1965年3月，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去世。三天后，齐奥塞斯库成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他的“第一把火”就是把党名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并同时将国号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注意，不是人民共和国。1967年，齐奥塞斯库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这巩固了他的权力。
最初，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和西方世界的红人，这与他强调独立的外交政策进而挑战苏联的权威密不可分。1960年代，他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在华沙条约框架中改变了以往活跃分子的形象（尽管罗马尼亚仍未华沙条约成员国）。1968年，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华约组织武装力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并极力谴责这一行为。尽管苏联对这样的不服从采取了极大的克制态度，齐奥塞斯库看似独立的外交政策仍为罗马尼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赢得了“特立独行”的地位。
之后的几年，齐奥塞斯库对美国和西欧公开示好。罗马尼亚也是第一个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个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个接待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问的共产党国家。1971年，罗马尼亚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此外，在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之前，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是仅有的两个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贸易协议的东欧国家。
在对诸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联合王国和西班牙）进行了正式访问后，齐奥塞斯库开始给人以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寻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共产主义改革派的印象。他也渴望在国际上成为开明的政治家，以能够调节国际争端并为罗马尼亚赢得国际尊重。齐奥塞斯库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如1969年为中美交往创造条件，并促成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于1977年访问以色列。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尼亚还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1974年，齐奥塞斯库成为罗马尼亚总统，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他继续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例如，罗马尼亚是参加1984年在美国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的三个共产党国家之一（另两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是共产党国家阵营中第一个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1974年，双方签订了罗马尼亚享受欧共体最惠国待遇的协定；1980年，又签订了关于工业产品的协定。然而，齐奥塞斯库拒绝推行任何自由化改革。他的政权逐渐沦为斯大林式政权，而这也是他的前任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一直在走的路。他们二人与苏联作对的主要动机就是防备去斯大林化。在罗马尼亚，秘密警察（Securitate）完全控制了言论和媒体，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国内出现反对声音。
1972年开始，齐奥塞斯库实施了一套系统化的纲要。他以建立一个“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推行这一纲要的借口——拆迁、安置和建设的项目在农村开始实施，但这一过程的高潮却是彻底重建国家的首都。1980年代，为了个人所谓的构想，齐奥塞斯库毁掉了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超过五分之一的面积，包括很多教堂和历史遗迹。“人民宫”（Casa Poporului）——现为国会宫——是世界上规模仅次于五角大楼的政府机构建筑物。为了强迫农民迁入城市公寓居住，齐奥塞斯库还计划铲平许多乡村，而这正是他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目标的一部分。一个名为“姐妹乡村”的非政府组织项目在欧洲和罗马尼亚社区中的沟通可能对挫败这些计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6年，齐奥塞斯库宣布罗马尼亚禁止堕胎，并采取了其他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女性受孕率的政策——例如，不论已婚还是单身，25岁以上没有下一代的男性和女性都要缴纳一项特别税，税率为本人收入的10%—20%。即使因医疗原因造成不育不孕的人也要缴纳该税。只有对于42岁以上的女性和已经拥有4个（后改为5个）孩子的母亲，堕胎才是被允许的。有用5个孩子（以上）的母亲将有资格享受特别的待遇，而拥有10个孩子的母亲会被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授予“英雄母亲”（heroine mothers）的称号。然而，很少有女性获得这样的地位。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罗马尼亚家庭平均拥有两三个孩子。此外，相当多的女性因秘密流产致死或终身残疾。
齐奥塞斯库政府还关注持续升高离婚率，并使离婚的难度越来越大——政府颁布了法令，规定婚约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解除。1960年代末期，罗马尼亚人口开始膨胀，伴随而来的是贫困率和城市流浪儿童的激增。相应地，失去控制的抛弃儿童现象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孤儿院的膨胀。1981年以前，政府不承认艾滋病的存在。1966年，罗马尼亚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避孕，这为20年后艾滋病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这种情况也因向孤儿院的孤儿输血以及医院患者以增强体质为目的的输血而加剧。而未经检测的血液往往在一只注射器中注射给不同婴儿或儿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20世纪末，尽管罗马尼亚儿童人口数只占欧洲的3%，但该国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数量却占欧洲的60%。
1971年，齐奥塞斯库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韩和北越，他被这些国家的强制模式所鼓舞。他对朝鲜劳动党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情趣。回国后不久，他便极力模仿北韩的体系，这源于北韩统治者金日成的“主体思想”（Juche philosophy）。北韩的“主体”图书被译成罗马尼亚语，在全国大量发行。1971年7月6日，他对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演讲。
这一带有毛泽东风格的演讲后来被称为“七月指示”（July Theses），它包括17条内容。其中包括：巩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改进党的教育和群众运动；青年参与大规模建设项目，以作为其“实践锻炼”的一部分；在中学、大学以及儿童、青年和学生团体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控制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剧院、艺术团体，在艺术作品中灌输“暴力革命”因素来扩大政治宣传。1965年的自由化运动遭到了谴责，当局还重新划定了关于禁书及其作者的黑名单。
“七月指示”预示着罗马尼亚“山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它发起了一场压制文化自主性的新斯大林主义运动，并在理论上重申了文本意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罗马尼亚共产党不会放弃政权。尽管打着“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招牌，“七月指示”事实上意味着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严酷路线的回归，并对不服从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压。才能和艺术被意识形态取代，专家被煽动者赶走，文化再次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傀儡。
1978年，罗马尼亚政治警察的高级官员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逃到了美国。身为两星将军，他是冷战时期赴美避难的最高级别官员。帕切帕的流亡对罗马尼亚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齐奥塞斯库对秘密警察部队进行彻底地整肃。帕切帕1986年在其回忆录《红色地平线：一个共产党间谍头目的编年史》（Red Horizons: Chronicles of a Communist Spy Chief）中揭露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诸多内幕，包括派遣大量间谍窃取美国工业技术和不遗余力地争取西方的政治支持。
帕切帕“叛逃”后，罗马尼亚越发孤立，经济增长也陷入了停滞。齐奥塞斯库的情报机构被国外情报机构渗透，他开始逐渐失去对国家的控制。他尝试了几次改组，企图清洗掉帕切帕此前的同伙，但收效甚微。
尽管极权主义统治不断强化，齐奥塞斯库在政治上独立于苏联以及他反对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赢得了西方的支持，西方相信他是反苏急先锋，并希望通过资助罗马尼亚来分化华沙条约组织。齐奥塞斯库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资助有可能成为罗马尼亚的负担。他向西方大举借款（超过了130亿美元），用于金融和经济发展项目，但这一包袱最终毁掉了罗马尼亚的金融体系。齐奥塞斯库试图挽回局面，他决定消灭一切外债。为此，他发动了一场旨在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内容是在宪法中增加禁止向外国借款的条款。毫无悬念的是，全民公决以百分之百赞成的结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1980年代，为了偿还外债，齐奥塞斯库出口了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农业和工业产品。结果，罗马尼亚公民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与食品定量供应和供暖、供气和供电不足作斗争。整个1980年代，全国的生活水平出现了严重倒退，食品和日用品奇缺。官方的解释是，人民肯定国家偿还外债的努力，并相信这种短缺是暂时的。
直到1989年夏天，也就是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之前不久，罗马尼亚才将外债偿还完毕，但大量出口的情况即使在同年12月革命爆发时也没有得到改变。
到了1989年，齐奥塞斯库仍对现实置之不理。在全国公民都在的危机中煎熬、在为面包排起长队时，国家电视台却经常播放他考察商品储备充足的商店、参加大型节庆活动的片段。人民在为他提美食的同时，还要感恩他统治下所谓的“高品质的生活”。
在他到访之前，商店自然会将货架摆满商品；就连喂养得膘肥体壮的奶牛也会被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国有农场为预判他视察行程的通常做法。面粉、鸡蛋、黄油和牛奶等农产品在市场上已很难买到，很多人为此开始小巷的花园或者农村种植相关的作物。1989年年末，官方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集体农场获得丰收并创下产量记录的新闻，这对饱受食物短缺之苦的罗马尼亚人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耻辱。
很多人以为齐奥塞斯库并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他们在齐奥塞斯库的视察途中多次上访。齐奥塞斯库经常收到公民的来信，对此，他会在第一时间把信件转给秘密警察。至于他是否读过这类来信，至今仍不得而知。而那些给他写信的公民大多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威胁。人们对于这种上访方式失去了信心，悲观、失落的情绪成了社会普遍心态。
1989年12月，在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发生了一些了暴力事件后，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9年1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刚刚“选举”71岁的齐奥塞斯库为未来五年的党的总书记。
蒂米什瓦拉市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政府当局以煽动种族仇恨为借口试图驱赶匈牙利族的牧师拉斯洛•特凯什（László Tőkés），众多匈牙利族公民为此聚集在牧师的寓所外以示支持。
罗马尼亚的学生自觉地加入到了抗议运动中，这使抗议活动很快改变了原始的初衷，矛头直指政府。1989年12月17日，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向示威者开枪。12月18日，齐奥塞斯库赴伊朗访问，他要求下属和夫人负责镇压蒂米什瓦拉的抗议活动。12月20日晚回国后，他发现局势更加恶化，因此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内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给蒂米什瓦拉事件戴上了“境外势力干涉罗马尼亚内政、侵犯罗马尼亚主权”的帽子。
当时，党控制的媒体没有对蒂米什瓦拉的局势进行报道，罗马尼亚人从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欧洲（Radio Free Europe）等境外广播中得知此事后彼此相传。12月21日，一场公众集会粉墨登场。官方媒体报道说，这场集会表明“群众自发地拥护齐奥塞斯库同志”，正如1968年声讨华沙条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
在今天的革命广场（Revolution Square）举行的这场集会后来陷入了无序。群众微辞犯上时，齐奥塞斯库无法理解的神情,这一影像定格了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特定时刻。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这对受到惊吓的独裁夫妻眼看无法控制群众，便躲到了中央委员会大楼里，一直待到第二天。那一天，布加勒斯特市民发起了大规模暴动，他们在大学广场集会，冲倒了警察和军队设置的路障。然而，手无寸铁的民众毕竟无力面对铁甲武装起来的布加勒斯特暴力机器，军方最终实施了宵禁，并逮捕了数百名暴乱参与者。然而，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事件事实上已带有革命性质。
尽管电视和广播中断了对支持齐奥塞斯库集会以及后续事件的报道，但齐奥塞斯库对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已深深印在了罗马尼亚人的记忆中。12月22日清晨，全国各大城市都已出现抗议活动。官方媒体报道了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Vasile Milea）的非正常死亡。很快，齐奥塞斯库主持了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接管了军队。他还孤注一掷地试图对聚集在大楼外的民众发表演讲。民众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们冲进了大楼，齐奥塞斯库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乘直升飞机离开大楼。
罗马尼亚革命期间，西方媒体对秘密警察为效忠齐奥塞斯库而杀死的普通民众数量进行了估算。这一数字一开始便迅速增加，最后，各大报纸在头版上不约而同地将数字定格在了64000人。对此，一位匈牙利驻罗马尼亚武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杀害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齐奥塞斯库死后，全国医疗机构报告的死亡人数不到1万人，而实际情况可能远远低于1万人。
齐奥塞斯库夫妇和其他随从乘直升机逃离布加勒斯特，前往他在斯纳戈（Snagov）的官邸，他又从那里飞往特尔戈维什泰（Târgovişte）。在特尔戈维什泰附近，正在对罗马尼亚领空飞行器进行严格管制的军队命令他们强行降落，他们不得不放弃了直升机。警察根据广播里的信息逮捕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并最终交给了军方。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军事法庭以非法敛财、宗族灭绝等一系列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执行地定在了特尔戈维什泰。审判现场传来的直播画面显示，宣判罪刑后，二人手戴刑具，被压除了法庭等待执行枪决。
由空降团精兵组成执行小组负责对齐奥塞斯库夫妇执行枪决，而根据报道，还有数百人自愿要求参加执行小组。当齐奥塞斯库夫妇背对墙而立后，执行小组的成员们扣动了扳机。快速的枪决险些使纪录片摄制小组没有时间留下这一瞬间。枪决后，二人的尸体被裹上了帆布。执行现场的录像以及拷贝很快就传遍多个西方国家。当天晚些时候，罗马尼亚的电视台也播放了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