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下一个司徒雷登？

1949年4月23日，挥师渡江的共军占领了南京。彼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将大使馆随国府迁至广州；也是彼时，坚持留守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被共军保护起来的大使馆中规划着北上的行程。然而，务实的国务卿艾奇逊一封急电还是将他调回了美国。为此，毛泽东发出了“很好，很好”的欢呼。不论是北京大学校长还是燕京大学校长，都不在毛泽东的眼里。

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布了退出中国的计划，威胁关闭中国办事处，以彻底淡出中国市场。一时间，哀声遍起。铁杆“G粉”甚至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在谷歌中国办事处献花（我用Android，用Gmail，用Picasa，翻墙看Youtube，也是不自觉的G粉）。但一周过后，谷歌调整了之前的计划，准备与中国相关部门进行谈判。

司徒雷登预留却走，谷歌欲离仍守。

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他生在江南，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曾招来美国同学的鄙视；谷歌也是一位传教士，李开复的魅力、Gmail的便捷、Google Earth的视野都引来了无数皈依者。但谷歌更多的是通过搜索引擎“传教”，就像司徒雷登通过燕京大学传教一样。不同的是，后者的环境要宽松得多。

事实上，谷歌的问题出现已久。纽约时报驻华记者CLIVE THOMPSON写于4年前的文章《“Google”在中国：他不是Google》这样描述谷歌的困境：“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 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 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最终，中国强大的同化力量使得谷歌的管理者们认识到，“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做出这个妥协。’”对于曾在前苏联成长，深受刻意审查之苦的BRIN来说，这种妥协尤为艰难。

利益与价值孰轻孰重？这是不少在外投资的发达国家企业及其母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其实，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上升到外交政策层面，这是广义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无法回避的问题（发展援助因此被很多人称为“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在卡特时代，美国与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智力等威权国家的关系就十分紧密。让一个民主国家一直高尚，比让一个男人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还难。后来，为了开展反毒清剿，为了国家安全，克林顿和小布什不得不学习与自己看不顺眼的藤森、穆沙拉夫等人合作。但谷歌毕竟不是商人而不是政治家，尽管佩洛西等鹰派人物不断为谷歌“打气加油”，在中华大地摸爬滚打多年的谷歌早已深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

其实，谷歌在这一事件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网民的参与早已在较量的天平中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对于那些已将个人生活深深嵌于谷歌的网民，谷歌已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载体，而对站在对立面的哑巴网民来却仍离不开橡皮图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和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闻一多更像激情的访民。虽然闻一多的演讲要比毛泽东的作品早3年问世，但由于他对司徒雷登“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评价与毛泽东“茕茕孑立，形影相弔”的描述发生了冲突，一句屁话怎能敌得过顶上一万句话的真理般的一句话，教科书审查者自几十年前起删除了这一评价。如今，曾“别了”但已魂归杭州的司徒雷登正等待更多人的重新认识。我们相信，未来某一时期，很多人也要对谷歌进行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