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揩油的大国

原文发表于2010年1月22日
《新闻周刊》将于2010年2月1日刊载

作者：裴敏欣 卡莱门•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
翻译：东湖隐士（hsinwangps@gmail.com）


如何才能让一个习惯于搭便车的国家承担起其相应的成本？这是当前西方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的一个挑战。自从中国在21世纪前10年再次以大国形象出现以来，很多西方人都希望中国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柱，并对维系这一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一再诱使、奉承甚至拉拢他们的中国同事。但不幸的是，西方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政治上的妥协并没有使中国向更民主的政体转型。谷歌与中国围绕互联网审查的争斗就是西方软手腕无效性的最新例证。甜言蜜语也许能够迎合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起到全球秩序维护者的作用。

考虑以下问题。

在2009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其义务范围内排放目标的反对致使一项国际协议流产，而该协议本应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努力的里程碑。

随着世界缓慢地从经济危机中复苏，中国的汇率政策成了平衡全球经济的障碍。尽管西方反复敦促中国升值人民币，中国仍拒绝就此进行规划。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不仅正在威胁西方脆弱的复苏，也在威胁全球自由贸易。

在制裁伊朗这一中国主要能源供应国的问题上，中国一而再地粗鲁否决西方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提议。相比于由德黑兰核武计划引的发军事冲突导致的潜在灾难性后果和核武器在中东的扩散，中国似乎更关心本国的经济利益。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愿承担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相应成本份额，是因为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个能为改善自身形象投入450多亿美元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不应以国家贫穷为借口。

中国政府不情愿承担起更多成本的现实很可能有更深的政治根源。尽管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美国领导权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及西方支撑起的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了较好地实现，中国的精英们还是没有认识到融入这一体系的价值。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承诺正是中国执政党公开反对的。虽然美国领导权是全球安全的基石已被中国精英视为地缘政治的现实，但这在他们眼中却不具有合法性。这正是北京力图（至少在口头上）促成 “多极世界”的原因。

中国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本国成为更积极的全球公共物品供应者政治上的有利一面。只有那些迎合国内（而且越发表现为民族主义）呼声的人才能在中国飞黄腾达，更何况很多中国官员不愿被人看作西方的奴仆。因此，中国的言辞和行动都反映了一种人格分裂：中国在享受当前国际秩序带来的实际好处，却又拒绝承担自己本应承担的成本。

免费获取国际公共物品的同时要还他人予以尊重，这样的局面就要结束了。世界对中国所抱幻想的破灭已不可阻挡。就连对中国低估本国货币、贸易保护主义长期横行颇为不满的跨国公司也威胁要撤离中国。由于北京仍未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西方国家已开始征收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税，并考虑采用其他报复措施。此外，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压力也正在积累。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合作意识，中国的形象已大打折扣。对此，北京当局应该予以重视。

谷歌：下一个司徒雷登？

1949年4月23日，挥师渡江的共军占领了南京。彼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将大使馆随国府迁至广州；也是彼时，坚持留守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被共军保护起来的大使馆中规划着北上的行程。然而，务实的国务卿艾奇逊一封急电还是将他调回了美国。为此，毛泽东发出了“很好，很好”的欢呼。不论是北京大学校长还是燕京大学校长，都不在毛泽东的眼里。

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布了退出中国的计划，威胁关闭中国办事处，以彻底淡出中国市场。一时间，哀声遍起。铁杆“G粉”甚至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在谷歌中国办事处献花（我用Android，用Gmail，用Picasa，翻墙看Youtube，也是不自觉的G粉）。但一周过后，谷歌调整了之前的计划，准备与中国相关部门进行谈判。

司徒雷登预留却走，谷歌欲离仍守。

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他生在江南，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曾招来美国同学的鄙视；谷歌也是一位传教士，李开复的魅力、Gmail的便捷、Google Earth的视野都引来了无数皈依者。但谷歌更多的是通过搜索引擎“传教”，就像司徒雷登通过燕京大学传教一样。不同的是，后者的环境要宽松得多。

事实上，谷歌的问题出现已久。纽约时报驻华记者CLIVE THOMPSON写于4年前的文章《“Google”在中国：他不是Google》这样描述谷歌的困境：“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 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 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最终，中国强大的同化力量使得谷歌的管理者们认识到，“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做出这个妥协。’”对于曾在前苏联成长，深受刻意审查之苦的BRIN来说，这种妥协尤为艰难。

利益与价值孰轻孰重？这是不少在外投资的发达国家企业及其母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其实，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上升到外交政策层面，这是广义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无法回避的问题（发展援助因此被很多人称为“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在卡特时代，美国与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智力等威权国家的关系就十分紧密。让一个民主国家一直高尚，比让一个男人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还难。后来，为了开展反毒清剿，为了国家安全，克林顿和小布什不得不学习与自己看不顺眼的藤森、穆沙拉夫等人合作。但谷歌毕竟不是商人而不是政治家，尽管佩洛西等鹰派人物不断为谷歌“打气加油”，在中华大地摸爬滚打多年的谷歌早已深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

其实，谷歌在这一事件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网民的参与早已在较量的天平中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对于那些已将个人生活深深嵌于谷歌的网民，谷歌已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载体，而对站在对立面的哑巴网民来却仍离不开橡皮图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和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闻一多更像激情的访民。虽然闻一多的演讲要比毛泽东的作品早3年问世，但由于他对司徒雷登“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评价与毛泽东“茕茕孑立，形影相弔”的描述发生了冲突，一句屁话怎能敌得过顶上一万句话的真理般的一句话，教科书审查者自几十年前起删除了这一评价。如今，曾“别了”但已魂归杭州的司徒雷登正等待更多人的重新认识。我们相信，未来某一时期，很多人也要对谷歌进行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