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揩油的大国

原文发表于2010年1月22日
《新闻周刊》将于2010年2月1日刊载

作者：裴敏欣 卡莱门•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治学教授
翻译：东湖隐士（hsinwangps@gmail.com）


如何才能让一个习惯于搭便车的国家承担起其相应的成本？这是当前西方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的一个挑战。自从中国在21世纪前10年再次以大国形象出现以来，很多西方人都希望中国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柱，并对维系这一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一再诱使、奉承甚至拉拢他们的中国同事。但不幸的是，西方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政治上的妥协并没有使中国向更民主的政体转型。谷歌与中国围绕互联网审查的争斗就是西方软手腕无效性的最新例证。甜言蜜语也许能够迎合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起到全球秩序维护者的作用。

考虑以下问题。

在2009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其义务范围内排放目标的反对致使一项国际协议流产，而该协议本应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努力的里程碑。

随着世界缓慢地从经济危机中复苏，中国的汇率政策成了平衡全球经济的障碍。尽管西方反复敦促中国升值人民币，中国仍拒绝就此进行规划。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不仅正在威胁西方脆弱的复苏，也在威胁全球自由贸易。

在制裁伊朗这一中国主要能源供应国的问题上，中国一而再地粗鲁否决西方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提议。相比于由德黑兰核武计划引的发军事冲突导致的潜在灾难性后果和核武器在中东的扩散，中国似乎更关心本国的经济利益。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愿承担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相应成本份额，是因为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个能为改善自身形象投入450多亿美元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不应以国家贫穷为借口。

中国政府不情愿承担起更多成本的现实很可能有更深的政治根源。尽管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美国领导权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及西方支撑起的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了较好地实现，中国的精英们还是没有认识到融入这一体系的价值。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承诺正是中国执政党公开反对的。虽然美国领导权是全球安全的基石已被中国精英视为地缘政治的现实，但这在他们眼中却不具有合法性。这正是北京力图（至少在口头上）促成 “多极世界”的原因。

中国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本国成为更积极的全球公共物品供应者政治上的有利一面。只有那些迎合国内（而且越发表现为民族主义）呼声的人才能在中国飞黄腾达，更何况很多中国官员不愿被人看作西方的奴仆。因此，中国的言辞和行动都反映了一种人格分裂：中国在享受当前国际秩序带来的实际好处，却又拒绝承担自己本应承担的成本。

免费获取国际公共物品的同时要还他人予以尊重，这样的局面就要结束了。世界对中国所抱幻想的破灭已不可阻挡。就连对中国低估本国货币、贸易保护主义长期横行颇为不满的跨国公司也威胁要撤离中国。由于北京仍未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西方国家已开始征收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税，并考虑采用其他报复措施。此外，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压力也正在积累。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合作意识，中国的形象已大打折扣。对此，北京当局应该予以重视。

谷歌：下一个司徒雷登？

1949年4月23日，挥师渡江的共军占领了南京。彼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将大使馆随国府迁至广州；也是彼时，坚持留守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被共军保护起来的大使馆中规划着北上的行程。然而，务实的国务卿艾奇逊一封急电还是将他调回了美国。为此，毛泽东发出了“很好，很好”的欢呼。不论是北京大学校长还是燕京大学校长，都不在毛泽东的眼里。

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布了退出中国的计划，威胁关闭中国办事处，以彻底淡出中国市场。一时间，哀声遍起。铁杆“G粉”甚至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在谷歌中国办事处献花（我用Android，用Gmail，用Picasa，翻墙看Youtube，也是不自觉的G粉）。但一周过后，谷歌调整了之前的计划，准备与中国相关部门进行谈判。

司徒雷登预留却走，谷歌欲离仍守。

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他生在江南，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曾招来美国同学的鄙视；谷歌也是一位传教士，李开复的魅力、Gmail的便捷、Google Earth的视野都引来了无数皈依者。但谷歌更多的是通过搜索引擎“传教”，就像司徒雷登通过燕京大学传教一样。不同的是，后者的环境要宽松得多。

事实上，谷歌的问题出现已久。纽约时报驻华记者CLIVE THOMPSON写于4年前的文章《“Google”在中国：他不是Google》这样描述谷歌的困境：“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 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 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最终，中国强大的同化力量使得谷歌的管理者们认识到，“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希望中国人能够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做出这个妥协。’”对于曾在前苏联成长，深受刻意审查之苦的BRIN来说，这种妥协尤为艰难。

利益与价值孰轻孰重？这是不少在外投资的发达国家企业及其母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其实，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上升到外交政策层面，这是广义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无法回避的问题（发展援助因此被很多人称为“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在卡特时代，美国与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智力等威权国家的关系就十分紧密。让一个民主国家一直高尚，比让一个男人一辈子只爱一个女人还难。后来，为了开展反毒清剿，为了国家安全，克林顿和小布什不得不学习与自己看不顺眼的藤森、穆沙拉夫等人合作。但谷歌毕竟不是商人而不是政治家，尽管佩洛西等鹰派人物不断为谷歌“打气加油”，在中华大地摸爬滚打多年的谷歌早已深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

其实，谷歌在这一事件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网民的参与早已在较量的天平中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对于那些已将个人生活深深嵌于谷歌的网民，谷歌已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载体，而对站在对立面的哑巴网民来却仍离不开橡皮图章。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的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和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影响了数代中国人。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闻一多更像激情的访民。虽然闻一多的演讲要比毛泽东的作品早3年问世，但由于他对司徒雷登“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评价与毛泽东“茕茕孑立，形影相弔”的描述发生了冲突，一句屁话怎能敌得过顶上一万句话的真理般的一句话，教科书审查者自几十年前起删除了这一评价。如今，曾“别了”但已魂归杭州的司徒雷登正等待更多人的重新认识。我们相信，未来某一时期，很多人也要对谷歌进行重新认识。

齐奥塞斯库小传

2009年12月25日是罗马尼亚前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决20周年。齐奥塞斯库是冷战和第三波民主化的重要人物，他长达30年尤其是最后10年的统治为政体类型中增加了新内容——苏丹式政权；他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是当时世界上最黑暗的国家，普通人在街上与熟人交谈也会遭到秘密警察的威胁。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本文标题为译者所加，鉴于中文版维基百科“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条目内容不堪入目，本文译自英文版维基百科“Nicolae Ceauşescu”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lae_ Ceauşescu），翻译过程中去掉了原文小标题。受篇幅限制，分两次上传。为符合显示要求，部分词汇以汉语拼音替代。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1918年1月26日生，1989年12月25日被处以极性。他于1965—1989年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7年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1974—1989年任罗马尼亚总统。

在任期的前10年，他以对西方和美国友好著称，这与冷战期间其他华沙条约签署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前任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Gheorghe Gheorghiu–Dej）通过巧言诱骗使苏联于1958年从罗马尼亚撤军，齐奥塞斯库也一直坚守着罗马尼亚没有苏联驻军的传统。

齐奥塞斯库在任期的第二个10年不断加剧并扭曲对个人统治的狂热膜拜。在对外政策方面，他吹捧民族主义，恶化与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89年的一场军事政变中，他的政府被推翻，他和他的夫人被私设的法庭处以极刑，且审判和处决通过电视进行了直播。

齐奥塞斯库生于奥尔特县一个叫斯科尔尼切什蒂的村庄，他是农民的后代。11岁那年，齐奥塞斯库来到布加勒斯特，进入工厂工作。1932年，他加入了当时还是非法组织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年就因煽动游行而首次被捕入狱。1934年，他第二次被捕，这次是由于发动为保护铁路工人免于审判的签名情愿，不久后又因类似的行为再次被捕。这些经历在他的政治生命中贴上了“危险的共产煽动家”、“活跃的共产主义传播者”和“反法西斯主义宣传家”等标签。此后，他转入地下。 1936年，他再次被捕，并以“反法西斯活跃分子”的罪名被判在多夫塔纳监狱服刑两年。

1940年出狱后，他结识了埃莱娜•彼得雷斯库（Elena Petrescu）（两人于1946年结婚），后者对他的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40年，齐奥塞斯库再次被捕入狱。1943年，他被转移到特尔古久集中营，与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关押在一间牢房，并成为了后者的门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马尼亚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齐奥塞斯库在当时担任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1944—1945年）。

1947年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掌权后，齐奥塞斯库担任农业部长，后来担任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领导下的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在1952年清洗掉以安纳•伯克尔（Ana Pauker）为首的亲莫斯科派数月后，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将齐奥塞斯库拉到了中央委员会。1954年，齐奥塞斯库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最终爬上了共产主义权力序列的第二把交椅。
1965年3月，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去世。三天后，齐奥塞斯库成为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他的“第一把火”就是把党名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并同时将国号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注意，不是人民共和国。1967年，齐奥塞斯库成为国务委员会主席，这巩固了他的权力。
最初，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和西方世界的红人，这与他强调独立的外交政策进而挑战苏联的权威密不可分。1960年代，他领导下的罗马尼亚在华沙条约框架中改变了以往活跃分子的形象（尽管罗马尼亚仍未华沙条约成员国）。1968年，齐奥塞斯库拒绝参加华约组织武装力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并极力谴责这一行为。尽管苏联对这样的不服从采取了极大的克制态度，齐奥塞斯库看似独立的外交政策仍为罗马尼亚在共产主义阵营中赢得了“特立独行”的地位。
之后的几年，齐奥塞斯库对美国和西欧公开示好。罗马尼亚也是第一个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个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个接待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问的共产党国家。1971年，罗马尼亚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此外，在共产主义阵营瓦解之前，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是仅有的两个与欧洲经济共同体达成贸易协议的东欧国家。
在对诸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联合王国和西班牙）进行了正式访问后，齐奥塞斯库开始给人以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寻求独立外交政策的共产主义改革派的印象。他也渴望在国际上成为开明的政治家，以能够调节国际争端并为罗马尼亚赢得国际尊重。齐奥塞斯库积极参与国际交往，如1969年为中美交往创造条件，并促成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于1977年访问以色列。值得一提的是，罗马尼亚还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1974年，齐奥塞斯库成为罗马尼亚总统，这进一步巩固了他的权力。他继续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例如，罗马尼亚是参加1984年在美国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的三个共产党国家之一（另两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是共产党国家阵营中第一个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1974年，双方签订了罗马尼亚享受欧共体最惠国待遇的协定；1980年，又签订了关于工业产品的协定。然而，齐奥塞斯库拒绝推行任何自由化改革。他的政权逐渐沦为斯大林式政权，而这也是他的前任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一直在走的路。他们二人与苏联作对的主要动机就是防备去斯大林化。在罗马尼亚，秘密警察（Securitate）完全控制了言论和媒体，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国内出现反对声音。
1972年开始，齐奥塞斯库实施了一套系统化的纲要。他以建立一个“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推行这一纲要的借口——拆迁、安置和建设的项目在农村开始实施，但这一过程的高潮却是彻底重建国家的首都。1980年代，为了个人所谓的构想，齐奥塞斯库毁掉了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超过五分之一的面积，包括很多教堂和历史遗迹。“人民宫”（Casa Poporului）——现为国会宫——是世界上规模仅次于五角大楼的政府机构建筑物。为了强迫农民迁入城市公寓居住，齐奥塞斯库还计划铲平许多乡村，而这正是他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目标的一部分。一个名为“姐妹乡村”的非政府组织项目在欧洲和罗马尼亚社区中的沟通可能对挫败这些计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66年，齐奥塞斯库宣布罗马尼亚禁止堕胎，并采取了其他提高人口出生率和女性受孕率的政策——例如，不论已婚还是单身，25岁以上没有下一代的男性和女性都要缴纳一项特别税，税率为本人收入的10%—20%。即使因医疗原因造成不育不孕的人也要缴纳该税。只有对于42岁以上的女性和已经拥有4个（后改为5个）孩子的母亲，堕胎才是被允许的。有用5个孩子（以上）的母亲将有资格享受特别的待遇，而拥有10个孩子的母亲会被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授予“英雄母亲”（heroine mothers）的称号。然而，很少有女性获得这样的地位。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罗马尼亚家庭平均拥有两三个孩子。此外，相当多的女性因秘密流产致死或终身残疾。
齐奥塞斯库政府还关注持续升高离婚率，并使离婚的难度越来越大——政府颁布了法令，规定婚约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解除。1960年代末期，罗马尼亚人口开始膨胀，伴随而来的是贫困率和城市流浪儿童的激增。相应地，失去控制的抛弃儿童现象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孤儿院的膨胀。1981年以前，政府不承认艾滋病的存在。1966年，罗马尼亚宣布禁止任何形式的避孕，这为20年后艾滋病的爆发埋下了隐患。这种情况也因向孤儿院的孤儿输血以及医院患者以增强体质为目的的输血而加剧。而未经检测的血液往往在一只注射器中注射给不同婴儿或儿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20世纪末，尽管罗马尼亚儿童人口数只占欧洲的3%，但该国儿童感染艾滋病毒的数量却占欧洲的60%。
1971年，齐奥塞斯库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韩和北越，他被这些国家的强制模式所鼓舞。他对朝鲜劳动党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表现出强烈的情趣。回国后不久，他便极力模仿北韩的体系，这源于北韩统治者金日成的“主体思想”（Juche philosophy）。北韩的“主体”图书被译成罗马尼亚语，在全国大量发行。1971年7月6日，他对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演讲。
这一带有毛泽东风格的演讲后来被称为“七月指示”（July Theses），它包括17条内容。其中包括：巩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改进党的教育和群众运动；青年参与大规模建设项目，以作为其“实践锻炼”的一部分；在中学、大学以及儿童、青年和学生团体中强化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控制广播、电视、出版社、影剧院、艺术团体，在艺术作品中灌输“暴力革命”因素来扩大政治宣传。1965年的自由化运动遭到了谴责，当局还重新划定了关于禁书及其作者的黑名单。
“七月指示”预示着罗马尼亚“山寨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它发起了一场压制文化自主性的新斯大林主义运动，并在理论上重申了文本意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罗马尼亚共产党不会放弃政权。尽管打着“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的招牌，“七月指示”事实上意味着向“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严酷路线的回归，并对不服从的知识分子进行打压。才能和艺术被意识形态取代，专家被煽动者赶走，文化再次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傀儡。
1978年，罗马尼亚政治警察的高级官员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逃到了美国。身为两星将军，他是冷战时期赴美避难的最高级别官员。帕切帕的流亡对罗马尼亚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迫使齐奥塞斯库对秘密警察部队进行彻底地整肃。帕切帕1986年在其回忆录《红色地平线：一个共产党间谍头目的编年史》（Red Horizons: Chronicles of a Communist Spy Chief）中揭露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诸多内幕，包括派遣大量间谍窃取美国工业技术和不遗余力地争取西方的政治支持。
帕切帕“叛逃”后，罗马尼亚越发孤立，经济增长也陷入了停滞。齐奥塞斯库的情报机构被国外情报机构渗透，他开始逐渐失去对国家的控制。他尝试了几次改组，企图清洗掉帕切帕此前的同伙，但收效甚微。
尽管极权主义统治不断强化，齐奥塞斯库在政治上独立于苏联以及他反对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赢得了西方的支持，西方相信他是反苏急先锋，并希望通过资助罗马尼亚来分化华沙条约组织。齐奥塞斯库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资助有可能成为罗马尼亚的负担。他向西方大举借款（超过了130亿美元），用于金融和经济发展项目，但这一包袱最终毁掉了罗马尼亚的金融体系。齐奥塞斯库试图挽回局面，他决定消灭一切外债。为此，他发动了一场旨在修改宪法的全民公决，内容是在宪法中增加禁止向外国借款的条款。毫无悬念的是，全民公决以百分之百赞成的结果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1980年代，为了偿还外债，齐奥塞斯库出口了罗马尼亚的大部分农业和工业产品。结果，罗马尼亚公民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与食品定量供应和供暖、供气和供电不足作斗争。整个1980年代，全国的生活水平出现了严重倒退，食品和日用品奇缺。官方的解释是，人民肯定国家偿还外债的努力，并相信这种短缺是暂时的。
直到1989年夏天，也就是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之前不久，罗马尼亚才将外债偿还完毕，但大量出口的情况即使在同年12月革命爆发时也没有得到改变。
到了1989年，齐奥塞斯库仍对现实置之不理。在全国公民都在的危机中煎熬、在为面包排起长队时，国家电视台却经常播放他考察商品储备充足的商店、参加大型节庆活动的片段。人民在为他提美食的同时，还要感恩他统治下所谓的“高品质的生活”。
在他到访之前，商店自然会将货架摆满商品；就连喂养得膘肥体壮的奶牛也会被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这是国有农场为预判他视察行程的通常做法。面粉、鸡蛋、黄油和牛奶等农产品在市场上已很难买到，很多人为此开始小巷的花园或者农村种植相关的作物。1989年年末，官方电视台每天都会播放集体农场获得丰收并创下产量记录的新闻，这对饱受食物短缺之苦的罗马尼亚人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耻辱。
很多人以为齐奥塞斯库并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他们在齐奥塞斯库的视察途中多次上访。齐奥塞斯库经常收到公民的来信，对此，他会在第一时间把信件转给秘密警察。至于他是否读过这类来信，至今仍不得而知。而那些给他写信的公民大多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威胁。人们对于这种上访方式失去了信心，悲观、失落的情绪成了社会普遍心态。
1989年12月，在蒂米什瓦拉和布加勒斯特发生了一些了暴力事件后，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9年11月，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刚刚“选举”71岁的齐奥塞斯库为未来五年的党的总书记。
蒂米什瓦拉市抗议活动的导火索是政府当局以煽动种族仇恨为借口试图驱赶匈牙利族的牧师拉斯洛•特凯什（László Tőkés），众多匈牙利族公民为此聚集在牧师的寓所外以示支持。
罗马尼亚的学生自觉地加入到了抗议运动中，这使抗议活动很快改变了原始的初衷，矛头直指政府。1989年12月17日，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向示威者开枪。12月18日，齐奥塞斯库赴伊朗访问，他要求下属和夫人负责镇压蒂米什瓦拉的抗议活动。12月20日晚回国后，他发现局势更加恶化，因此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内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他在讲话中给蒂米什瓦拉事件戴上了“境外势力干涉罗马尼亚内政、侵犯罗马尼亚主权”的帽子。
当时，党控制的媒体没有对蒂米什瓦拉的局势进行报道，罗马尼亚人从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自由欧洲（Radio Free Europe）等境外广播中得知此事后彼此相传。12月21日，一场公众集会粉墨登场。官方媒体报道说，这场集会表明“群众自发地拥护齐奥塞斯库同志”，正如1968年声讨华沙条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
在今天的革命广场（Revolution Square）举行的这场集会后来陷入了无序。群众微辞犯上时，齐奥塞斯库无法理解的神情,这一影像定格了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特定时刻。齐奥塞斯库和夫人这对受到惊吓的独裁夫妻眼看无法控制群众，便躲到了中央委员会大楼里，一直待到第二天。那一天，布加勒斯特市民发起了大规模暴动，他们在大学广场集会，冲倒了警察和军队设置的路障。然而，手无寸铁的民众毕竟无力面对铁甲武装起来的布加勒斯特暴力机器，军方最终实施了宵禁，并逮捕了数百名暴乱参与者。然而，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事件事实上已带有革命性质。
尽管电视和广播中断了对支持齐奥塞斯库集会以及后续事件的报道，但齐奥塞斯库对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已深深印在了罗马尼亚人的记忆中。12月22日清晨，全国各大城市都已出现抗议活动。官方媒体报道了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Vasile Milea）的非正常死亡。很快，齐奥塞斯库主持了政治执行委员会会议，并接管了军队。他还孤注一掷地试图对聚集在大楼外的民众发表演讲。民众拒绝了他的要求，他们冲进了大楼，齐奥塞斯库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乘直升飞机离开大楼。
罗马尼亚革命期间，西方媒体对秘密警察为效忠齐奥塞斯库而杀死的普通民众数量进行了估算。这一数字一开始便迅速增加，最后，各大报纸在头版上不约而同地将数字定格在了64000人。对此，一位匈牙利驻罗马尼亚武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杀害这么多人是不可能的。齐奥塞斯库死后，全国医疗机构报告的死亡人数不到1万人，而实际情况可能远远低于1万人。
齐奥塞斯库夫妇和其他随从乘直升机逃离布加勒斯特，前往他在斯纳戈（Snagov）的官邸，他又从那里飞往特尔戈维什泰（Târgovişte）。在特尔戈维什泰附近，正在对罗马尼亚领空飞行器进行严格管制的军队命令他们强行降落，他们不得不放弃了直升机。警察根据广播里的信息逮捕了齐奥塞斯库夫妇，并最终交给了军方。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军事法庭以非法敛财、宗族灭绝等一系列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执行地定在了特尔戈维什泰。审判现场传来的直播画面显示，宣判罪刑后，二人手戴刑具，被压除了法庭等待执行枪决。
由空降团精兵组成执行小组负责对齐奥塞斯库夫妇执行枪决，而根据报道，还有数百人自愿要求参加执行小组。当齐奥塞斯库夫妇背对墙而立后，执行小组的成员们扣动了扳机。快速的枪决险些使纪录片摄制小组没有时间留下这一瞬间。枪决后，二人的尸体被裹上了帆布。执行现场的录像以及拷贝很快就传遍多个西方国家。当天晚些时候，罗马尼亚的电视台也播放了录像。

《蜗居》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蜗居》为背景和事例来源，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以寻找伴侣为归宿的异性交往过程的实质（以下简称“异性交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逻辑解释力，就在于它严密的论证体系。我试图建立起这样一种描述性分析框架，对一些具有共性的异性交往行为做出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最后的结论只在是通过前面的一系列前提、假设列并经《蜗居》的事例检验才成立的，因此无法做出普遍性的解释和预测。但是，将我的结论与前提、假设割裂并以道德、伦理为论据提出质疑是绝对不科学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以下是系列短文的第一篇，提出总体的分析框架。

理性的决策者是我进行分析的最基本单元，理性决策是指理智正常的、掌握一定资源的成年男性和女性以自身资源换取对方资源而寻找伴侣（包括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同性伴侣不属于本文分析范围）的行为。可见，异性交往过程的实质是资源交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源配置（即竞争）在同性之间展开，结果在异性之间产生。

我所指的资源包括未经人工整容的外貌等个体与生俱来的禀赋，也包括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事业背景等带有社会属性的内容。

1. 理性与非理性

理性是指男女决策者愿意为获得对方的资源而交易自己的资源。希望无偿占有对方资源的个体是非理性的，希望献出自身资源但无意占有对方资源的个体是极端非理性的。对于交易过程中的情感、道德等因素，本文视为交易的副产品，这类因素无法左右交易的过程，否则交易双方中的至少一方就是非理性的。由于个体掌握的资源不同，实现目标的手段因人而异。

2. 交易的类型

当男女双方视对方的资源为自我所必须且主动以自身资源加以交易时，交易是均衡的。

例如，门当户对是均衡交易。

当只有一方视对方的资源为自我所必须且主动以自身资源加以交易时，交易时非均衡的。

例如，灰姑娘、倒插门是非均衡交易。

两种交易的竞争结果往往是均衡交易压倒非均衡交易。但由于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下所掌握的资源是不同的，因此寻找伴侣的过程伴随着他（她）的一生，即伴侣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均衡是暂时的，非均衡是长久的。这也是判断理性与否的一个标准。

由于均衡交易是短暂的，“一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在我的框架内是非理性的；

同理，由于非均衡交易是长久的，“一辈子只喜欢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在我的框架内是理性的。

3. 理性个体的偏好在异性交往过程中符合以下特征（受交易类型的影响，这些特征是所涉及的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

A 当他（她）面对一系列选择方案时，他（她）总能做出至少一个选择。

例如，在一段时期内，海藻选择宋思明而非小贝。

B 他（她）根据自己的计算对方案进行排序。

例如，在一段时期内，海藻认为别墅比奋斗更适合自己。

C 他（她）的偏好顺序是可以传递的。

例如，在一段时期内，宋思明优于宋公明，宋公明优于小贝，所以宋思明优于小贝。

D 他（她）往往会选择偏好排序中位置最高的方案（至少一个）。

4. 由于交易的均衡和非均衡性，异性交往伴随着同性群体的竞争和共赢，具体情况分别为：

A对于具有相同或类似资源的同性群体，异性交往的过程原则上依照“丛林法则”，它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结果是“适者生存”。在这一情况下，交易的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假设宋公明坐拥水泊梁山，宋思明拥有世贸滨江花园江景房一套，经理性计算，二者在海藻的偏好中同处最高位置，但海藻只希望与一人进行交易，在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根据宋公明与宋思明的竞争，她的决策将充满偶然性。

B对于资源相差悬殊的同性群体，异性交往的过程原则上依照“看不见的手”，即交易的总体结果符合不同群体的最大利益（相互占有，即均衡交易）。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我们对我们的一日三餐，并不是依靠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仁慈，而是依靠他们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我们并不诉诸他们的人道，而是诉诸他们的自爱；我们决不对他们谈论我们的必须，而是谈论他们的利益。”（Adam Smith, 1937:14）这也是著名的“自私公理”。在这一情况下，寻找的过程带有很大的必然性，这正是本文的分析核心。例如“爱我请放开我”、“离开我吧，还有更适合你的”等话语就是在这类交易的背景下表露的。

对于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异性之间的感情，它只是交易的副产品，私人占有资源才是异性交往的目的。人类的很多行为都体现了类似的特征。约瑟夫•熊彼特富有创见地说：“例如，为什么存在着像经济活动这样的原因当然是人们需要吃饭、穿衣等，提供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便是生产的社会目的或意义。然而，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论点对一个有关商业社会中的经济活动的理论是一个最不现实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从关于利润的理论出发，我们就将能得到一个更好的出发点。”（Joseph A. Schumpeter, 1950:28）

假设宋思明拥有世贸滨江花园江景房一套，租房的小贝以10年后在崇明岛拥有不动产为目标，经理性计算，宋思明在海藻的偏好序列中地位最高，小贝在序列位置偏低，她会选择前者。海藻的这一决策同时替宋思明考虑了小贝的利益，10年后，已实现自己目标的小贝与视崇明岛房产为序列最高位置且与其他资源与10年前的海藻大体相似的异性进行了交易。

前面，我界定了以寻找伴侣为目的的异性交易参与者的“理性”含义，以及由此引发的交易类型——均衡交易和非均衡交易。以下，我将转向交易的基本逻辑。

首先，我假设非自由地区地区（含港澳和关外）存在两个集合，一个集合以男性为元素，另一个集合以女性为元素，且所有的元素都是理性的。由于两个集合结合的目的是寻找伴侣，而其途径是交易自身资源，我称这一资源为函数。由此，两个集合，即两种性别形成了函数关系。在这里，我以男性为自变量，以女性为因变量。我这样设定的理由是：

1. 广泛为人接受的说法是，在青壮年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约3000万。

2. 根据传统，男性在交易过程（即婚姻）中通常承担者更大的成本（即“责任”）。

例如，“没房没车就是不嫁”。

请注意，后一个理由直接引出后文的假设。

基于这样的假设，有人会认为，女性在交易过程中的难处在于选择（election），男性在交易过程中的难度在于速度（rapid strike）。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考虑到本文的案例来源于《蜗居》，同时参照前文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界定，我认为女性的选择难度更大。理由是：

1. 对于理性的男性而言，女性年龄的边际效用递减；对于理性的女性而言，情况相反，且她们面对的竞争者逐渐增多。

例如，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豆腐渣。

又如，宋思明妻子所言：“女人活到我这个岁数，早该明白了男人都是一个样。年轻时候需要垫脚石，中年时就需要强心针，到老了就要扶着拐棍。我活该自己做了垫脚石。”

2. 对于理性的女性而言，同时掌握权力与财富且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她们需求的男性的数量并不多。

例如，孙淳告之小贝：“哪个女孩不想有个芭比娃娃？哪个姑娘不想拥有一只口红？哪个妇女不想占有一套房子和一个男人？”

3. 不论其理性达到何种程度，女性对男性候选人总是抱有疑心。

例如，“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又如，“你会爱我一辈子吗”。

再如，宋思明对郭海藻所言：“女人对红杏出墙的向往，就像每个男人渴望拥有一个处女，是无法抑制的念头。”

根据本文第一部分的观点，两种交易的竞争结果往往是均衡交易压倒非均衡交易。但由于成年人在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下所掌握的资源是不同的，因此寻找伴侣的过程伴随着他（她）的一生，即伴侣不是固定不变的。

综合这一观点与女性对男性候选人抱有戒心的判断，我将产生这种戒心称为不确定性。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模型，

U表示一个女性F从某一时期内的男性伴侣（丈夫或男友）获得的实际或假设效用；

A表示现丈夫（男友），即t时期的丈夫（男友）；

B表示追求者（未来的男友或丈夫，虽然也可能是C、D或其他人，但出于分析的方便，这里假设为是B）；

Ua表示F在某一时期内得到的效用，它是由该时期的丈夫（男友）A提供的；

Ua+1表示F在未来某一刻得到的效用，它是由当前已为她提供Ua单位效用的丈夫（男友）A承诺提供给她的；

Ub表示F在某一时期内得到的效用，它是由该时期的追求者B提供的；

Ub+1表示F在未来某一刻得到的效用，它是由当前已为她提供Ub单位效用的追求者（未来的男友或丈夫）B承诺提供给她的。

考虑到自身年龄的边际效用递减，理性的女性会在Ua和Ub+1之间进行比较，即在现丈夫（男友）当前提供的效益和追求者（未来的男友或丈夫）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做是因为：

1.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管是对已熟知的男性还是对于尚未熟知的男性。

2. 由于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使得时间日益重要，尽量减少决策中的未来不确定性能够降低决策的成本。

例如，郭海藻通过对宋思明和小贝的比较，最终选择了宋思明。在这里，小贝的不确定性与宋思明确定性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促成交易的动力。对于时值妙龄、天生丽质的郭海藻来说，宋思明拥有的权力与财富提供的效用正是她偏好的峰值，而徒有梦想与青春的小贝却完全相反。虽然小贝的承诺能够短时间内征服以郭海藻为代表的理性女性，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按照这一逻辑，10年后小贝的伴侣也会有同样的想法。经验研究表明，“相见恨早”和“相见恨晚”的概率是大体相当的。对此，宋思明的妻子有深刻的认识，她说：

“男人一旦有了选择有了条件，一定会疯狂反扑，弥补他们缺失的那段。你想啊人家最青涩，最萧条的时光正是荷尔蒙最强的时候，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没有，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要权没权，能守住一个就不错了。可现在就像撒了欢的小狗，关了半辈子的猛兽，一旦有了选择有了条件，干嘛不成就青春时候的梦想呢。”

她的话同样解释了我将男性作为自变量、将女性作为因变量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说明非均衡交易通常会向均衡交易过渡。

不确定性阻碍着女性对连接Ua与Ub+1符号方向的判断，我认为，减少不确定至少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可以称为“体验”，它需要体验者的胆量和被体验者的坦荡。但体验者一旦遭遇骗子（如以骗财、偏色为目的），就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但根据前文的定义，在我的模型中，骗子是非理性的。郭海藻是幸运的，她“思想解放”，所以她在与宋思明交往不久后便对郭海平说：“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喜欢他的，跟他在一起，挺刺激的。”作为回报，宋思明说：“爱一个人，就让她给你生个孩子，然后用我们两个的鲜血，浇灌这一朵花朵，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第二种方法代表着一种传统，它是各种形式的说媒（lobbying）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说媒的本质就是最大程度地消除不确定性，降低双方的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它决定着选择的结果，也使得竞争朝着“不公平”的方向倾斜。就一般意义而言，说媒者（lobbyists）应秉持中立、客观的原则对双方加以说服。但在我的模型中，理性的说媒者应受聘于交易一方（只有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说媒者才能同时受聘于最终达成交易的双方，但随着交易的进行，双方很快会解聘说媒者，因为他们是理性的），代表一方的利益，真实而公正地进行利益表达与反馈。

以上分析的背景是非均衡交易，因为这更需要消除不确定性的影响。至于均衡交易，我认为交易过程必然遵循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以及投票行为理论中的“意识形态趋同”。后者大致是指，理性的政党为争取多数（更多）选民的支持，往往会根据他们的偏好制定竞选纲领。如果两个政党同时这样行动，它们之间的差异将逐渐缩小。回到本文分析的对象，男性交易者为了赢得女性，都会趋向以同一模式包装自己或参照他人来塑造未来的自我。

例如，小贝在失去郭海藻后深受打击，决定参加江州（意味江氏的土地，至于江氏为何人，已超出了本文的分析范围）公务员录用考试。同时，他的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朋友小鱼、小虾、小癞蛤蟆等人，他们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这一事物，严格上称为“择偶标准”，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函数。“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这一使用率颇高的疑问句所涉及的正是这一事物。

择偶标准是怎样形成的，谁能改变它？这是下一部分的话题。

书评一则

1950年，刚从马德里大学毕业的西班牙年轻人胡安•林茨来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跨越大西洋的经历似乎成了欧洲学者的独特优势，在此岸思考彼岸总是那样清晰、深刻。在政治学领域，列奥•斯特劳斯和汉娜•阿伦特将古典主义和德意志思维传统结合，对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而林茨则根据母国西班牙以及十余个国家的经历，对民主化这一战后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进行了详实的解读。《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一书便代表了林茨和他的同事阿尔弗莱德•斯泰潘长期研究民主化问题的顶峰，也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经典之作。

发端于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它强调比较视角下的经验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它要求精确的数据、科学的调查和严谨的推导过程，也要求研究者深厚的外语功底。数十年来，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民主化等比较政治学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学的代言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比利亚半岛的军官激起了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次席卷东欧、南欧、拉丁美洲和东亚的浪潮为比较政治学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民主研究从唐斯的纯学理分析走向具体的政策实践。林茨、斯泰潘、塞缪尔•亨廷顿、亚当•普沃斯基、拉里•戴蒙德便是后者的代表。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俨然是一部民主化的国别史，它涉及了第三波民主化中除东亚国家（地区）之外的大部分国家。从发生学的角度讲，作者将民主化分解为“转型”与“巩固”两阶段。因为如果民主转型的成果沦为非民主政体，那么不仅民主的合法性会大打折扣，反民主势力也会从非民主政体复辟中获得巨大收益。而本书作者这样为自己的研究定调，“分析后威权时代民主政体得以巩固的机制”，以完成“完整的民主转型”。因此严格来讲，“重在参与”这种不负责的精神完全不适合民主化的过程。这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像那些出于国民福祉而推进民主化的精英致敬。

“威权”最早由台湾学者译自英文authoritarian一词。这是一个兼具包容性与宽容性的概念，它摆脱了那种“东风压倒西风”的冷战思维，以泛指各种非民主政体。同新制度主义回归国家学说类似，民主化研究向政体的回归也表明了古典主义某种程度的复兴。林茨和斯泰潘的研究起点就始于与政体的类型学（typology）分析。在民主的对立面，他们区分了威权主义、全能主义、后全能主义和苏丹制四种政体类型。自英国开始，“旧瓶装新酒”一直是许多民主转型国家的共性，也是罗伯特•达尔等学者从学理上一直赞赏的转型方式。即使将“旧瓶”摔碎，它的碎片也会四处散落，继续对新兴的民主政体起着牵制或推进作用。更何况，转型之后的民主巩固还面临着构建“公民社会的自主性”、“政治社会的自主性”、“宪政与法治”、“官僚机构的职业规范与自主性”以及“市场自主性和产权多样性”等艰巨任务。身为负责任的政治科学家，林茨和斯泰潘将民主的 态度视为衡量民主转型是否成功、民主政体是否巩固的重要指标。对此，想必在不同类型政体中有过生活经历的林茨有着切身的感受。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分析了“后共产主义欧洲”（既东欧和前苏联东部）的民主转型，作者称之为“最复杂的转型路径和任务”。的确，与南欧和南美相比，后共产主义欧洲交互渗透着历史、民族、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仅仅其中的一项就会令民主化的设计师倍感棘手。况且，作为冷战的一方和“社会主义阵营”内耗的始作俑者，“苏联不仅是一种体制，也不仅仅是一个帝国的中心，而且还是一种主要的乌托邦思想的源头”。波兰的率先行动引起了东欧各国多米诺式的共鸣，当瓦文萨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后，特别是齐奥赛斯库叛逃未果而被绞刑后，人们不紧感慨，东欧的链条到处都是最薄弱的环节。但是，与东欧地区相比，前苏联诸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之路却异常艰辛。在小国，独立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国家性”问题，然而一旦苏联时代的悲情记忆触动起语言、文化认同等敏感的神经，“非我族类”的极端行为将会对民主化进程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开启民主化后选择放弃或减缓进程，都会面对道义和合法性上的巨大压力，因此，在序列与质量之间保持平衡始终是民主化进程不可忽视的问题。

多样化是民主转型与巩固最显著的特征，否则，“比较”的价值就会荡然无存。多样化不仅为生活在非民主政体中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希望和期待，也让秉持“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的左派们闭上了嘴，虽然无知的他们仍将这种多样化意义下的“比较”视为“干涉别国内政”。同时对超过15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进行研究，其难度可想而知。在两位作者缜密的分析背后，我们仍能体会到各国或风起云涌，或波澜不惊，或动人心弦的民主化历程。苏亚雷斯的热情、梅内姆的强硬、瓦文萨的激荡、齐奥赛斯库的残暴跃然纸上。在这样的研究中，多元化的相对主义至关重要。历史传统、先前政体类型、国际环境等的不同造就了多种民主转型的路径，并对后来的民主巩固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因此对各国而言，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道路可谓“没有更好，只有最好”。但更重要的是，多样化也隐含着以下道理：一国民主化的失败绝对不应成为他国拒绝甚至攻击民主化的理由。

为什么不是内贾德

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奥斯特罗姆教授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前，她于1996—1997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也是印第安纳大学历史上首位女性政治学系主任。她的著作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近10年就被余迅达先生译成中文（书名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说来也巧，2006年夏天，我望着Governing for Prosperity发呆时，突然想到了前著，便将这本书的书名译为“繁荣的治理之道”，所幸的是，读罢全书后，在想不出其他更好译名的情况下，发现这个译名还勉强贴切。



奥斯特罗姆教授在Governing the Commons的开篇便借用三位学者的经典观点，提到了解决common-poor resources（我理解为“公共贫瘠资源”）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Hardin在1968年提出的



Therein is the tragedy. Each man is locked into a system that compels him to increase his herd without limit---in a world that is limited. Ruin is the destination toward which all men rush, each pursuing his own best interest in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in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第二种是Campbell在1985年提出的



Quite simply, these paradoxes cast in doubt our understanding of rationality and, in the case of the Prisoner’s Dilemma suggest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rational creature to cooperate. Thus, they bear directly on fundamental issues in eth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reate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t is the scope of these consequences that explains why these paradoxes have drawn too much attention and why they command a central place in philosophical discussion.



最后一种是Olson在1965年提出的



The idea that groups tend to act in support of their group is supposed to follow logically from this widely accepted premise of rational,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In other words, if the members of some group have a common interest or object, and if they would all be better off if that objective were achieved, it has been thought to follow logically that the individuals in that group would, if they were rational and self-interested, act to achieve that objective.



在现代社会，个人在“被代表”之后，组成了形形色色的团体，由此构成了集团政治学（中国学者的说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关心的就是这些集团的以选择为代表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政治学要感谢经济学，经济学为政治学带来了科学的方法，从而使“政治科学”四个字更加名副其实。因此，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不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和政治学的分支学科相糅合而成的交叉学科，而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学。“它使用经济学的方法 ——自利的个体在约束下最求利益最大化和策略行为——来解释政治过程的起源于维持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比如，在唐思（Downs）看来，选民就是消费者，政党就是商家，意识形态就是广告。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消费者）以获取议席（利润），政党（商家）使出浑身解数创新意识形态（新广告）。这样，各政党（商家）的意识形态（广告）会逐渐趋同，最终在理论上完全一致。这时，选民（消费者）便失去了对政党（商家）的兴趣，随意投票和政治冷漠便会出现。同样是政治冷漠，奥尔森（Olson）认为，在大集团中，由于很多人等着“被分配”，个体会发现其为集团所作的贡献无法换来等量的收益，因为“由理性个体组成的大集团，就不会为集体利益行事”，这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然而，社会团体过多，在通常情况下又会导致国家衰落。相反，帕特南（Putnam）认为，活跃的社会团体会产生一种叫做“社会资本”的东西，使社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非政治经济学范畴）。



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结论源于不同的方法论工具，政治学因此深受启发，但前提是，政治学必须对基本的经济学假设深信不疑，比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还要坚定不移。也是由于经济学的介入，政治学焕发了古典的活力，它更加公共化，解释力和吸引力大大增强。



我不懂经济学，那是因为高国升博士当时没能改变我的选择，这是他的罪恶。但是对于女政治学家，我会说上几句。至少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女性的力量已强大到了空前的地步：哈佛大学的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牛津大学的许慧文（Vivien Shue）、加州大学的谢淑丽（Susan Shirk）早已是鼎鼎大名，她们思路细致，方法细腻，改变了政治学在很多人心中“傻”、“大”、“黑”的恶劣形象。奥斯特罗姆教授很幸运，她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政治学家。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理解，为什么政治学家能获得为经济学家准备的奖项。更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奥巴马能得到为和平人士准备的奖项，而那位名盟友般的和平者却拿不到奖——他的中文译名是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泡

去年，本人曾写过一篇娱乐化的短文。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各种形式的娱乐不仅刷掉了政治严肃的面孔，促进了世俗化进程，也拉近了政治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增强了政治的吸引力。在民主国家，娱乐终于成为了公共权力运行的限制性条件之一，尽管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无聊、无奈与无语。

娱乐的功效在于使人放松疲惫的思维和行为，但技术的加入使娱乐变了味，反而成了压抑和荒唐的源头。《我们》中的流水线就是如此。在这样一个“被”字流行的时代，技术的降临早就了严格意义的娱乐主体和客体。“被娱乐”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按照他人指定的方式娱乐，进一步地，二是指通过这种娱乐方式成为了他人娱乐的对象，东北话叫“泡”。

60年前，毛在赶走土生土长的杭州人司徒雷登之后说：“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环顾当今娱乐圈，适用此言的娱乐要素为数不少，但最为典型的当属红的发绿的电影The Collapse of A Democracy。近看了介绍，我就感觉此片比阿伦特的《论革命》还要难看（难是指不易，并非指磕碜），所以至今未看，若以后看了，也是为了克服失眠。群星荟萃的The Collapse of A Democracy真可谓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上映未满月就创造了价值数亿的票房。“XX出钱，XX出人，替XX XX对待XX。”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完形填空。令人称奇的是，不管是娱乐者还是被娱乐者，都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道德感看待自己的角色，国籍、性别、资历…… 任何界限都消失的无影无踪。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时下热门的“某国模式”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希望其他国家能够以此位榜样，推出诸如《上帝与凯撒》、《光荣革命》、《新英格兰》、《雅各宾派是法兰西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等佳片。